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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史︱范軍:晚清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制度
2020-02-17作者:范軍、歐陽敏瀏覽人次:944

編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們一直惦念、牽掛著身在湖北的我館作譯者、館史專家。近日,官網與身在武漢的出版史專家、華中師范大學范軍教授取得聯系,除了對范老師表達誠摯的慰問外,也請他發來了他撰寫的文章及面對當下困境的思考。我們從范軍教授的研究文章《試述晚清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制度》一文中節選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期望對國家文化建設、制度建設有所啟迪,有所助益。

 

  晚清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壯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最為先進的現代企業制度,其編輯制度的探索也極有價值。去年國家出版署部署在全國范圍開展出版單位“三審三校”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了解出版史上相關編輯制度的來龍去脈或許不無啟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以及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事實上,小至一家出版企業,中到一個行業,大到整個社會與國家治理,制度的建立與健全都極為關鍵。有好制度才有好企業,有好制度才有好公民,有好制度才有好社會、好國家。我們黨和政府也正在為此而努力探索。

  這次從武漢發端,蔓延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也給我們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設包括出版業提出了新的挑戰。奉獻給讀者諸君的這篇談民國時期編輯制度建設的舊文,我覺得還有些特殊的現實意義。

 

范軍寫于武漢封城第二十五天  2020年2月16日

 

 

編輯規范制度:常規與特例

 

  編輯規范制度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1952年出版總署發布《出版總署關于公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定》,對當代編輯流程做了規范,具體如下。(1)一切采用的書稿應實行編輯初審、編輯部主任復審、總編輯終審和社長批準的編審制度。特別重要的書稿須經專家審查和編委會討論,并經上級領導機關批準。(2)書稿經批準采用后,由編輯根據審讀意見進行加工修改。(3)每一書稿,至少須經四次校對,其中一次由著作人自校。清樣復印前須經社長和總編輯檢查批準。(4)書稿印刷過程中,出版部門應隨時進行檢查。[1] 我國當代的編輯規范制度并不是憑空建立的,而是在借鑒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近現代出版企業編輯規范制度的基礎上增刪損益而成的。重視企業內部規章制度建設是老商務的光榮傳統。張元濟“常常戲稱自己是制訂規章制度的‘專家’。商務印書館的許多規章條例都是他親筆起草,親手創建的。” [2]

 

  1. 教科書編輯制度

  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規范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張元濟主持商務編譯所之初,就將編譯小學教科書作為編譯所的核心業務,但是限于人力、資金尚未充分到位,當時將教科書“外包”給社會人士編譯,尚無完善的編輯規范制度,教科書的質量也很不理想。1902年,商務委托蔡元培、蔣維喬編寫教科書失敗。

  有鑒于此,1903年,張元濟將教科書“外包制”改為“自產制”,聘請全職編輯專門從事教科書的編纂工作,并制定規范:每種教科書在編撰之前都要先由編譯所同人開會商討具體的編撰原則,逐一確定。外在形式上的“圓桌會議”,內在規范上的“合議制”(或叫“會商制”),切實保證了教科書的編輯質量。老出版家王益認為,這種“合議制”的推行與日本專家小谷重等人加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教材建設有直接關系。[3] 張元濟親自和高夢旦、蔣維喬、莊俞等組成編寫班子,一起執筆、討論修改,并請有教科書編輯經驗的日本專家長尾雨三、小谷重擔任顧問。據蔣維喬回憶:編寫人員中可“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則,共認有討論之價值者,彼此詳悉辯論”,“恒有為一原則討論至半日或終日方決定者”[4]。這種“合議制”涉及的范圍,大到編輯體例的確定,課文內容的選擇,小到個別字詞的斟酌,一幅插圖的配置,常常是反復推敲,爭論不休,直至大家滿意。

  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種教科書的編纂方式變化,實質上是一種編輯制度的形成和運用,其內核是用規范來確保做到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創造精品。制度保障+學者眼光+工匠精神使得商務教科書編纂水平大幅提高。產品好不好、是否合用最后還是要市場、要使用者檢驗。“經過幾位編者反復斟酌,一再修改,到1904年2月第一本《最新小學國文教科書》終于問世,并打開了銷路。幾個月內,銷售了10數萬冊。接著各學科的中小學教科書、教學法參考書相繼出版,銷路一直很好。” [5]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此之后,“書肆之風氣為之一變” [6]。其他出版機構也紛紛仿效商務的教科書編輯制度,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又力求形成自己的特點,教科書整體水平明顯得到提升。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景

 

  2. 稿件加工制度

  稿件加工制度是編輯基本制度之一。我們可以以一向從學步商務的大東書局的做法中,一窺民國稿件加工制度之究竟。大東的做法是:編輯每編寫完一本書稿后,將其交給所長,所長訂正后即交付印刷部門出校樣,一般書稿校閱三次,最后一次由編撰者校閱;而教科書書稿則需校閱五六次,中間一次以及最后一次由編撰者校閱。編撰者最后一次校閱確認無誤,即在校樣上簽字后交予所長。所長認可后,即遞交出版部付印。[7] 一本書的編輯流程和規范大致如此。

  到了1934年,商務調整組織結構,原先隸屬于生產部的編審委員會從生產部中獨立出來,轉設為編審部,在編輯流程上,確立了“三審三校”制度,具體為:編譯員“協助編審員審查外來書稿”,編審員“分科審查外來書稿及編譯員自編書稿”,部長“參酌各編審員之意見,處置外來書稿”[8];一般書稿校閱三次,而教科書書稿則酌情增加校閱次數。商務管理層于1934年制定《編審部暫行辦事規則》,對于編譯部部長(相當于總編輯)、編審(相當于編輯室主任)、編譯員(相當于普通編輯)的職責做了詳細的規定:

  第六條  部長之執掌如左:

  一、參酌各編審員之意見,擬定出版方針及計劃;

  二、參酌各編審員之意見,處置外來書稿;

  三、督察及分配各編譯員及助理編譯員之工作;

  四、按照決定之編譯計劃,委托館外編譯書籍;

  五、督察編譯事務股處理事務。

  第七條  編審員之職務如左:

  一、協助部長擬定出版方針及計劃;

  二、分科審查外來書稿及編譯員自編書稿;

   ......

  五、指導編譯員及助理編譯員之工作;

  ......

  第八條  編輯之職務如左:

  一、編輯各種教科書、參考書或定期刊物;

  二、協助編審員整理舊出版物及舊稿;

  三、協助編審員審查外來書稿;

  四、辦理部長分配之工作。[9]

 

  這個“辦事規則”其實就是當時商務印書館編審部的“崗位職責”,其內容當然不只限于書稿審理加工,而是對不同角色人員崗位職責的全面規范。由此我們看到,當代的編輯規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以商務為代表的近現代出版企業編輯制度的繼承和發揚,其文化基因是一種歷史的延續。這種完善的制度對于確保書稿水準、提高出版質量、增強企業效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15年8月1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全體同人攝影

1927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同人攝影

 

  3. 編譯工作報酬標準

  無論是編著(譯)合一的老形式,還是編著(譯)分離的新形式,制定相應的付酬標準都是必要的。30年代初期王云五在商務推行的科學管理法中,就包含了《編譯所編譯工作報酬標準試行章程》。這個改革其實是他20年代初期編譯所改革的繼續和深化,也是他出國考察后的一個直接結果。當時流行的美國人泰勒的“科學管理法”,意在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王云五經過理論學習和實地考察,覺得在商務也有借鑒科學管理法的必要。

  1929年11月,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咸昌(也是創始人之一)去世。經張元濟和高夢旦力薦,董事會通過,由王云五出任總經理。王提出的條件之一是由商務出資讓他出國考察企業管理,行期半年。1930年3月7日,王云五從上海出發,歷訪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德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后,經香港回到上海。他9月上旬正式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改組原先的總務處,強化總經理負責制。9月中旬,王云五向商務各級宣布將實行《科學管理法計劃》。王云五科學管理法的基本內容實際上包括兩個文件,一個是“科學管理法計劃”報告,另一個就是“編譯所工作報酬標準”。

  三萬多字的“科學管理法計劃”報告,主要內容包括12個子計劃,其中主要有:1. 預算制度;2. 成本會計制度;3. 統計制度;4. 工廠合理布局與機器充分利用;5. 崗位分類與新式職工管理;6. 動作研究與節省疲勞;7. 時間研究、勞心工作標準與獎勵制度;8. 標準化與簡單化;9. 按件計酬制與售貨量比較制;10. 改良與健全組織機構;11. 訓練員工與管理人員;12. 迅速處理勞資糾紛;13. 改進出版品內容;14. 更新印刷技術。這14個方面的內容涉及面很廣,無疑也包括了某些方面對編輯的制度性要求。它總體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管理過程中的一次探索,帶有泰勒制的明顯印記。它最初在商務受到了抵制,但在“一 · 二八”之后被王云五或化整為零,或改頭換面地逐步實行了。今天來看,它無疑有明顯的不足或缺點,但其間科學的成分、合理的因素不僅存在,而且還不少,我們當下的出版企業改革不少理念和舉措不正是對八十多年前王云五的呼應嗎!

  “編譯所工作報酬標準”,一方面是王云五對近十年前編譯所改革的繼續,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科學管理計劃書在編譯工作中的具體化。這個標準是把編譯工作分為五類:著作、翻譯、選輯、校改和審查。其計酬標準大致是:著作和翻譯兩類分為8級,每千字2—8元;翻譯分為5級,每千字0.5—1.5元;選輯分為3級,每千字0.5—1.5元;校改分為6級,每千字分為0.5—2元;審查以時間計算,每小時的定額為15—20千字。標準還定出編譯人員每日生產的定額,核心就是把編譯所的月薪制改為工業生產的計件制。[10] “標準”的全文,收在當時《中國新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的《商務印書館之軒然大波》一文中,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則改篇名為《商務印這個書館試行編譯工作報酬辦法糾紛記——一九一三年》[11]全文收錄,可以參看。

 

商務印書館給胡適的版稅單

 

  仔細分析,這里的前三類大體類同我們現今作者稿酬的標準,當時的編譯所人員編、譯、輯都是基本工作職責。后兩類中,“校改”有點像我們現在的責任編輯,“審查”則類似現在出版社的復審、終審。這些工作我們今天不都是各有各的固定標準嗎!但1930年代初葉的商務職工,認為這個“工作標準”極為不合理,核心是只重數量、速率,而不分別性質和工作質量,忽視腦力勞動的特性,也就是把知識分子視同普通員工,沒有給予編譯人員充分的尊重。這個批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容忽視的是,任何改革都會涉及當事人的利益,一部分從中受益,必然也有一部分人收到損害。只要我們在出版社實際工作過,只要了解當今出版機構的編輯管理與考核辦法,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標準總體上的正確性與合理性。

  我們注意到,曾在老商務工作、成長,新中國成立后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對王云五其人及科學管理法,包括更早實行的一些編輯制度都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他說:“原來商務固然也是私人經營的,但是到底象個文化事業;原來的資本固然也是有剝削的,但是卻還有一定的進步性。而王云五卻完全以一種營利的目的來辦商務了,訂出了許多荒唐的制度。同時,王進商務是1921年,不久,正是職工運動抬頭的時候,王卻千方百計的想些辦法來對職工進行壓榨。他規定編輯每天要寫多少字,寫不足就扣薪水。圖畫,先是要量尺寸,因而有人就盡量畫大,后來他又提出圖中空白地方要扣除不計尺寸,也就是不計報酬。校對上如果發現一個錯字,就要扣多少薪水。過去的幾個編譯所主任對編輯還是尊重的,對王云五卻普遍有反感。”這種看法無疑是受到當時政治氣候影響的。有意思的是,這篇回憶文章在粉碎四人幫后重新刊出時,胡愈之又在1978年10月15日寫了“后記”,原文如下:“這是大約二十年前我的談話記錄。這只能作為一種史料,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來看,有不少事實和觀點可能是不正確的。” [12]

 

  4. 叢書、刊物編輯制度

  張元濟的古籍整理、王云五的叢書與文庫運作,還有一些大型工具書的編纂出版,往往都是大手筆、大投入,集體合作,團隊協作,長期施工,如果沒有一套完整計劃和規章制度,必然亂套,也沒法保證質量。因此,針對具體的項目老商務還制定了各自的編纂計劃與規章制度,這方面也很值得總結、學習。這里我們以30年代的商務版“大學叢書”為例來略加申述。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學叢書”

 

  “大學叢書”的主導者、策劃者正是王云五。該叢書從1933年開始正式推出,當年出版了80多種,此后陸續增加,歷時9年,前后出版了大約370種。作為一套服務于高等學校教學科研的大型叢書,“大學叢書”的編纂出版體現出了很強的選題策劃意識和制度規約意識。其策劃的周全和嚴密充分表現在叢書的兩個“章程”中,一個是《商務印書館印行“大學叢書”章程》,另一個是《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委員會章程》。前者側重于出版機構內部,管編輯出版和印行;后者側重外圍組織,管館外專家。這二者有機聯系,相互配合,形成互補優勢。它表明,這里“不是人管人,而是機制管人,機制管書的出版” [13]。兩個章程都是出自王云五手筆,字數不多,茲轉錄前一個:

  《商務印書館印行“大學叢書”章程》規定:一、大學叢書依大學叢書委員會所定目錄,經各委員代為征集稿本,由本館酌量次第印行,或經各委員介紹專家,由本館酌定之。二、本館已出版之專門著作,經委員會審查后,得加入大學叢書。三、大學叢書第一集暫以三百種為限。四、大學叢書擬分五年出版,除本館已出版可以歸納者外,自民國二十二年起,每年出版四十種。五、大學叢書每書分量約為十五萬字至三十萬字。六、大學叢書經各委員征集或由本館約編之稿本,須經委員一人以上之審定。七、大學叢書出版后,由本館以版稅百分之十五報酬著作人。八、大學叢書出版時,除列著作人姓名外,并在里封面載明全體委員姓名。九、國內各大學及學術團體之叢書加入大學叢書時,仍在各書封面列大學或某學術團體叢書字樣,以示區別。十、關于本書之訂約印行等事,均由本館編審委員會辦理。

  章程10條(另一章程是6條)十分簡明扼要,但又很注重細節,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叢書委員會由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領銜,學科專家包括胡適、馮友蘭等40多位名流學者。一流的編輯出版人才,加上一流的專家隊伍,還有嚴格規范的制度,無疑成就了“大學叢書”的良好品質。如“大學叢書”的《中國哲學史》(馮友蘭)、《中國音韻學》(王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機械原理》(劉仙洲)等都是有定評的傳世名著;薩本棟的《物理學》在當時就被國外翻譯出版,影響及于海外。有關“大學叢書”這個大型的長線項目的學術質量管理、行政管理、業務管理、經營管理等,在兩個章程中皆可窺見。[14] 這也給我們今天運作規模較大、用時較長的出版項目,提供了制度建設的樣板。

  刊物的編輯及管理,不同于圖書包括教科書的運作。老商務辦有眾多的各類期刊,形成了書刊互動、經營互補的格局。商務對期刊的管理也有一套獨特的制度,這里僅舉20年代商務建立期刊清樣審查制度略加說明。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商務起用了一批思想進步、思維活躍、銳意創新的青年才俊,包括茅盾、楊賢江、章錫琛、胡愈之等,主編刊物,擔當重任,風氣為之一變,刊物銷路很快打開,影響迅速上升。但同時刊物的內容,尤其是新思想、新觀念,特別是激進思想的傳播,也給企業帶來風險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商務建立了期刊的“清樣審查制度”,要求對《小說月報》《婦女雜志》等刊物發排的稿子,實行館方印前檢查,由于20年代激進思想的傳播受到嚴厲的查禁,為了企業經營的安全,商務主政者不希望自己的刊物、著作卷入日益激烈的思想論爭。茅盾曾批評商務印書館“老板們最怕得罪人”,《小說月報》對文藝上的一些問題后來便不再“暢所欲言”;后人更是說商務主政者“再趨保守”,使得刊物宣傳新文化的宗旨日趨模糊,刊物的編輯方針“也經常受到主政的干涉” [15]。要知道,這個時期商務真正主政的還是張元濟,即便是王云五所為也大多得到了張元濟的奧援;張、王也都并非是思想守舊、抱殘守缺之輩。

  上述的批評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是站在館方管理、站在企業經營的角度看,用規范的制度來管束刊物既有必要,也屬無奈之舉。一個三五千人的大型出版企業,與三五個人合辦的同人刊物、同人書店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有一定規模的出版機構既需要處理好文化、學術與經濟、與市場的關系,還需要妥善處理好企業與政治、與政府的關系。張元濟主張“在商言商”,其實就暗含了這方面的意思。1919年,孫中山想讓商務出版他的《孫文學說》,遭到張的拒絕。因為張元濟反復權衡,覺得此時正值南北和談僵局之際,孫依然是敏感人物,這本書等于燙手山芋,還是別惹火上身為好!孫中山后來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以極其嚴厲的措辭批評商務負責人為“?;庶h余孽”,矛頭直指張元濟。而我們從《婦女雜志》20年代前期引發的軒然大波,也不難理解商務高層約法三章、以內部審查制度來管控期刊的良苦用心了。

 

商務印書館設立的藏書豐富的東方圖書館

 

  除了上述編輯制度,商務印書館對編輯人員實行的特殊上班時間制度也值得一提。胡愈之就十分贊賞商務編輯的六小時工作制度和藏書豐富的東方圖書館。他說:“商務編譯所每天工作只有六小時,還有一個藏有豐富書刊的圖書館,職工可以隨時去借閱圖書,這對我的自學有很大好處。”編譯所的六小時工作制度使他有更多的業余時間,參加夜校和訓練班學習英語、世界語,或到圖書館去博覽群書。[16] 可見,胡愈之的自學成才從這一制度中受益多多。

  編輯制度是作為文化企業的出版社區別于一般企業的特殊制度,同時在出版企業內部體制中又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編輯規范的建立完善,為編輯人員提供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和原則,并制約著具體的編輯行為。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制度是其整個企業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內容十分豐富,且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呈現;從長時段來看,其編輯制度也在與時俱進、不斷完善之中。上述內容僅是商務編輯制度的幾個側面,即便如此,其間的基本精神與原則,乃至包括一些具體辦法措施,仍舊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1]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2)》第4卷, 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頁。
[2] 王國偉:《張元濟——出版人的驕傲》,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99頁。
[3] 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一百年》,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386頁。
[4] 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7頁。
[5] 陳應年:《涵芬樓的文化名人》,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79頁。
[6] 蔡元培:《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君傳》,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頁。
[7] 朱翊新:《我在上海世界書局的編輯工作》,李樹人、方兆麟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頁。
[8] 商務印書館編:《編審部暫行辦事規則》(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訂定),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補卷》上冊(近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頁。
[9] 商務印書館編:《編審部暫行辦事規則》(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訂定),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補卷》上冊(近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頁。
[10] 朱蔚伯:《王云五與商務印書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6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頁。
[11] 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422頁。
[12] 胡愈之:《回憶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897—1992)》,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5—128頁。
[13] 羅維揚編:《編輯大手筆》,崇文書局2005年版,第2—3頁。
[14] 范軍、何國梅:《商務印書館企業制度研究(1897—1949)》,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157頁。
[15] 謝宜、寧敏峰:《商務印書館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的歷史評議》,王濤等編:《商務印書館一百一十年(1897—2007)》,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32頁。
[16] 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28頁。

 

(本文原標題《試述晚清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制度》,載《中國編輯》2017年第1、2期,刊發時做了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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