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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史︱張祥保:生活在叔祖張元濟先生身邊的日子里
2020-02-19作者:張祥保新聞來源:商務印書館瀏覽人次:1544

編者按   2月18日,我館重要作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原西語系)教授張祥保先生以103歲高齡駕鶴仙逝。張祥保教授曾參加編寫或主編我館出版的《英語》《大學基礎英語》《大學英語》等,為改革開放初期的大學英語教學提供了寶貴的教材,澤被萬千師生。張祥保教授也是我館創始領導人張元濟先生的侄孫女,自幼在張元濟先生家中長大,對張元濟先生和商務印書館飽含深情。我們謹向張祥保教授家屬致以誠摯慰問!特刊發張祥保教授回憶張元濟先生的文章《生活在叔祖張元濟先生身邊的日子里》,以表哀悼、紀念、感謝之情。

 

 

  1987年5月間我去老家浙江海鹽參加張元濟圖書館開館典禮。在紀念室里見到了叔祖的頭像。那是漢白玉制品,冷冰冰的。在感情上很難接受它能和我在他身邊出生、成長的親人有什么聯系。但在室內陳列的另一些東西,如刻有叔祖寫的世祖大白公家訓的四幅屏條:

  吾家張氏,世業耕讀;

  愿我子孫,善守勿替;

  匪學何立,匪書何習;

  繼之以勤,圣賢可及。

  雖說已幾十年不見,還是十分親切,引起了多少回憶。離開海鹽后在上海停留期間,我感到一種難以遏制的愿望,要去看看在極司非而路40號的那所灰色房子及其周圍的松柏草木。在那里我曾和叔祖朝夕相處。

  路名改了,門牌號碼換了。大門位置依然,房子輪廓照舊。但是,原來的青磚白縫兩層樓上面加上一個尖頂閣樓的住宅,在墻外面已加了一層水泥,并且又增高了一層樓。陽臺、門窗,也有變動。至于四周草地樹木已成了排列密集的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建筑物。

  在老房子的南門口遇見兩位老大媽和一位老大爺。雖說這里是解放軍的家屬住所,倒并不門禁森嚴。那兩位老大媽聽說我出生在這所老房子里,便允許我進去,并打開了她們各自的房間讓我探頭看一眼。一間是我弟弟出生的房間,繼母隨父在外,這是臨盆時回家來做月子時住的。另一間在南邊,是在原來的隔墻上刻有世祖家訓的那個小客廳。我走上了二樓、三樓。從后窗望了一下原來的花園?,F在是沒有一根草木的操場。

  這里共住了18戶人家。盡管滿所房子堆著、掛著、塞著各種雜物,面目全非,我生活在這里的情景還是馬上呈現在眼前,百感交集。

  就在這所房子里我聽說了我們的家史。始祖叫張九成,家譜就是從他開始敘起的。他隨宋南遷,是位愛國忠臣,支持抗金的岳飛,反對秦檜。后代居住在浙江海鹽,明末清初時有大白公、螺浮公等文人在涉園吟詩刻書。后來家道中落。我的曾祖父在海南任上去世,曾祖母謝太夫人在老家海鹽虎尾浜定居下來,靠著她和她的女兒繡花、做女紅養活一家。叔祖由于戊戌變法失敗,遭到革職處分,向老太太稟告這件事時,她毫無怨言,回答說:有兒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1987年,海鹽張元濟圖書館開館。前排左起:張瓏、于若木、張樹年、張祥保、王岷源;后排左起:張人鳳、鄭寧、宋琴芳、張慶

 

  我的祖父早年去世,我的父親在十歲的時候由叔祖從老家領到上海上學,后送往美國留學四年。我出生20個月后我的母親去世。叔祖把我教養成人。

  我在這所老房子的南大門站了一會兒。仿佛又是黃昏時刻。我聽見了汽車喇叭聲,便不停地搬動小腳,沖出門去迎接叔祖回家,我記得他的微笑。有一次他手上提了一張小竹椅遞了給我。這張椅子,我坐過,拍過照,我的兒子也坐過,也拍過照,至今還在。除此,我還保存著一個湯碗大小的藤籃子,說是叔祖在我斷奶時給我放糖果用的。想來當時我準還被人抱在懷里。我的堂妹小時候,每當她的祖父不順心,便有人把她抱去叫聲“爹爹”使“爹爹高興高興”。有人告訴我:我小時候,也常被抱去使叔祖高興高興。

  在這個家里,我不記得有誰曾經疾言厲色、面紅耳赤。仿佛沒有鬧脾氣這么一說。我小時候,只要家人說叔祖“要生氣了”,我便停止吵鬧。如果哪次憋不住哭了,往往在吃完晚飯后,叔祖囑我坐在他的左手飯桌邊,對我講道理?,F在我已記不起講的是哪些道理。我清楚記得的是:雖然叔祖十分和藹,我還是很不愿意被叫住坐在那兒,因為我覺得自己確實是錯了,這對一個孩子來說,也是很不愉快的。

  叔祖的睡房在二層樓南邊。西側是叔祖母的睡房,實際上是叔祖的工作室。他整天坐在面南的書桌前,書寫不停。叔祖母在北邊姑母睡房里坐息。叔祖母安詳寡言,溫文爾雅。姑母留給我最早印象是一位漂亮的少女,坐在方桌的另一邊陪伴著叔祖母。她從私人老師學畫、學外語。叔父在校,不常在家。后來結婚了,家里有了新嬸嬸,又有了堂妹、堂弟。

  那時家中不斷有客來住宿。有回來探親的父親。祖姑母每夏率兒孫從海鹽來上海避暑。有的親戚在上學時住著,放假時回自己家鄉去。還有由于戰爭,局勢動蕩,失去家園,或由于其他多種原因而來暫住的親友。經常在吃飯時一個大圓桌還擠不下所有的人。年輕些的和孩子們要排在別的桌子上用飯。

  留宿過的客人中我記得有蔡元培。他給了我一大摞《小朋友》。那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藏書,當時他還沒有和周夫人結婚。周夫人曾是我姑母和叔父的家庭教師,那還是在母親懷我的時候的事了。還有一位英國人(大家叫他柯師醫生)和他的新娘。每天早晨她從樓下臥室到樓上澡房洗澡。在樓梯口遇見我時,我愛聽她用英語說“早安”并教我模仿她說一聲“早安”。這是我最早說英語的嘗試。

  日常來訪的親友很多。叔祖下樓去在客廳里會見客人,天天有好幾次。有些客人的名字很熟悉,但從未見過,不知他們的長相。比如說,胡適的名字就常聽說,但直到抗戰勝利后我想離開上海去自己一直向往的北京工作,在胡北上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前路過上海來訪時,叔祖才叫我下樓見他。當時我的堂妹還是個小姑娘。她說她要和我一起下去看看胡適是什么樣的。后來我曾在胡家里聽他頗為得意地向在座的客人說:張菊老的小孫女要見見胡適。

 

王岷源、張祥保于1948年8月10日結婚,左一為證婚人胡適

 

  一般說來,只有至親好友才上樓和家人見面。在叔祖書桌前東西兩側各有一把椅子。最常來的是我管她叫貞娘娘的本家。她一來便坐在靠東邊的椅子上,和叔祖說個沒完,講她的兒子的工作、婆媳矛盾等等瑣事,有時還把兒子媳婦帶來,請叔祖判她的家務事。有一次一個親戚打算加入基督教,和他的母親一起來征求叔祖的意見。

  叔祖難得找家人閑話,更是從不背后說人長短。高夢旦、李拔可、高翰卿、王云五等都是他的朋友,直到近年來我看了別人書寫的文章才了解這些朋友中并非都跟他意見一致,也有對他的革新措施起阻撓作用的。

 

  叔祖在60歲退休后,仍一如既往,每天伏案工作不止。即使和家人一起進餐時也往往把書報帶到飯桌子上,邊看邊吃。家人有事和他相商總得走到他的書桌旁去打攪他。他倒是每次都放下筆來耐心聽話、答話??箲痖_始我們搬家后,我的房間就在叔祖的隔壁。每天,特別是在我放學或者后來工作下班回家來,總要去和叔祖閑話幾句,告訴他我一天的經歷,談談我的學習、工作,以及我的各種想法。他從不厭煩我打斷他工作,很關心地詢問一些情況。然后,他又提起筆來工作了。

  住在老房子里的時候,家中前前后后曾有過幾個男女傭人。他們都是長期在此工作。其中歷史最長的是一位大家叫她“大姐”的,她是叔祖母出嫁時從北方張家口隨身帶來的,她在上海結婚,生兒育女。因為丈夫“沒出息”,她從沒有長久跟隨他去過。記得她的丈夫常蹲在大門口等著她,向她要錢。她晚年脾氣暴躁,對癱瘓在床的叔祖很不耐煩。在我從北京回家探望叔祖的日子里就見到過這種情形,心里很不好受。但是叔祖則婉言勸她息怒。后來聽說她病危時,她兒子才來把她接走。另一個是我叫她“小叔媽”的,她還是叔父孩提時來的。在我記憶中她是整年吃長素,每天在一間堆房里坐在一尊瓷彌勒佛前念經的老太太。她的女兒、侄子、女婿常從常熟農村帶一些楊梅等土產來探望她。從我出生起就照管我的高媽媽的母親,也不時來探親。叔祖母照顧她,請她做些在草地上除去雜草的輕活,使她得些工資收入,一住便是個把月。有一個叫秀如的司機,他的外甥在一個洋人家當西崽。那家人失竊,主人訛詐他是賊,把他關進巡捕房。在嚴刑威逼下,他胡亂招認,說贓物存在我家的一個老保姆處,巡警把他押來對質。他的目的是使叔祖知道此事,為他伸冤。叔祖確實為他伸了冤。叔祖請了一位英國醫生為他被毒打得遍體鱗傷作證,又請了律師對巡捕房起訴。勝訴后,這位青年出獄時身體虛弱,便住在我家養傷。我愛看他把蛋殼做成兔子燈,在殼上畫上眼睛,貼上耳朵、尾巴,再用彩色的絲線把它連在一個棍上,可以拎在手里玩。有一個保姆的兒子出了天花,出了醫院無處可住,便住在我們家,一拐一瘸地步履艱難,休養了好久,直到叔祖幫他找到了工作才離去的。一個叫潘媽的兒子,患腳疾,不能行動,整天在廚房外廊子上坐著。也是叔祖在他痊愈后為他找到工作才走的。聽說后來有一天他回來向叔祖磕頭辭行,并拜托日后多多照顧他的母親。解放后才知道他當時是去參加革命。

 

1949年9月9日,張祥保與張元濟先生在北京六國飯店

 

  有一天大清早,我聽見人們喧嚷聲。一個男工友從后面花園里驚慌失措地跑來說:花房里吊死了一個人。原來這是過去曾為叔祖當過廚子的師傅。他夜里在籬笆上拆了一個洞,乘黑,鉆進來在花房自盡了。他的女兒痛哭之余,向叔祖求恕,說她的父親貧病交迫,出此下策,是因為他相信叔祖心好,知道他的不幸一定會愿意出錢為他買一口棺木。

  叔祖從早到晚坐在書桌邊寫啊,寫啊。清晨起得很早,在家人起來時他已坐在書桌邊了。晚上很晚才上床,還要先靠著借床頭燈看一會兒書。房里桌上、柜子里全都是書。還有各種封袋裝著來往書信及信稿,封面上標明內容類別。有幾個袋裝的是從廢紙邊上剪下來的空白紙片,有大有小。有可作便條用的,有白的薄條和紅的寬條可用來做翻身信封的。

  做翻身信封主要是我的任務:先把用過的中式信封拆開,壓平,在背面中央及上下貼上白色薄紙條。中間和下邊封死,上面留口。然后在正面正中央貼上較寬的紅紙條。這樣就成了很正式的信封了。等漿糊晾干后,再在正面左下側打?。杭依锏脑敿毜刂?,什么路,什么號,在什么路口。收信人不必查通訊錄便可很方便地把地址寫在復信的信封上。而且走訪時也容易找到我們的家門。叔祖在我離家上北京時,曾囑咐我寫信必須注明日期,并編上號碼。這些不費吹灰之力的事,卻與人方便。

  整理報刊是我的另一任務,每隔一段時間須清理一次。從叔祖積累在抽屜里的粗細繩子中取出合用的,把報刊分門別類地捆好,注明從何日起到何日止。如有短缺,則注明其日子及期數。

  叔祖生活在書堆里,但一切是如此有條不紊。他令我去別的房間取書的話,總在紙條上寫上書名,在哪個柜子里,哪個擱板上,左邊或是右邊。

  在談話中,有時提到某事物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時候,叔祖便指出在某本書、某篇文章中首先出現相關的詞,足以引證。

  有一段時間,叔祖為編成語詞典收集詞條。除了閱讀古典小說、魯迅全集等等各類作品時,順手在準備收集的詞邊劃上紅條為記之外,還核對各種詞典。這可說是他的消遣。當坐在沙發里,閉上眼睛養養神時,他會叫我逐條念給他聽詞典中所列的條目,把需要的寫在卡片上。我挨次念著。常常記不住哪些是在前面詞典中已經列過的詞條,又重復再念。叔祖便止住我說:前面哪本詞典中已經出現過。那時候他年已過70了,記憶力仍很驚人。

  叔祖每隔一些時候便要寫些對聯、條幅等等。有的是為求字寫的,有的是寫了作為送人的婚喪禮品,在抗戰開始后,還有的是為了需要潤筆貼補家用而寫的。其實,當時在熟人中就有為生活所迫而給日偽效勞的。但是叔祖不一樣,我清楚記得有一天幾個日本人在我們家門口從汽車里下來,求見叔祖。我們都很緊張。叔祖拒絕接待,在紙上寫了(大意是)“兩國交戰,不便接談”。他們接過去邊讀邊笑,驅車走了。

  在寫大字的時候,叔祖站在大飯桌子前揮筆,我常站在他的對面,逐字把宣紙往前拉動。每次總要寫很多幅。叔祖一直站著寫。似乎腳不累,手也不酸。應蔡元培夫人的請求,在寫字前一般總要去邀她的兩個兒子前來觀摩。叔祖有時不拿報刊,而把字帖帶到飯桌上來,一邊看字帖,一邊吃飯,還用手指比劃著橫豎捺。后來叔祖左半身癱瘓,我從北京回家探望他時,見到他倚在胸前的小桌子上還在寫字。叔祖寫了不計其數的字。但在“文革”時家存墨跡被洗劫一空。為海鹽圖書館紀念室搜集遺物時僅尋得寥寥幾幅。這些還是親友送還的。永遠敞開著的那個橢圓形的銅墨盒、大硯臺、壓紙的銅尺、筆筒、筆洗都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1949年9月17日,在中老胡同張祥保家。左:張祥保、中:張元濟、右:張樹年

 

  要是問叔祖有什么娛樂的話,幾乎可以說沒有。老房子后面有個園子,只是在夏天清晨荷花盛開時,偶爾和叔祖母一起去池邊站立片刻。有時,也還是很偶然,他斜靠在沙發椅里閉上眼睛休息時,聽一會兒收音機播出的廣東曲調。這點愛好,和他有時用廣東方言跟祖姑母說話一樣,可能是由于隨父母在南方度過童年的緣故??箲鹎拔以娛遄鎶A上曲本去戲院聽昆曲,這是特別難得的事。

  叔祖對食物也沒有特殊的愛好。除了一日三餐,下午四點左右喝半杯奶茶,吃一兩片餅干。有時一邊吃一邊玩幾分鐘32張的骨牌。牌的年代已很久,上面的點子都看不清了。我記得他能吃孩子們不愛吃的苦瓜、肥肉、淡而無味的白煮蔬菜。

  衣著更是他不愿意花時間、精力的事。我怎么也想不起來叔祖做過哪件新衣服。年復一年的夏天穿麻布背心,冬天穿灰棉布罩袍,戴著露出指尖的黑毛線手套,最冷的時候還戴上棉耳罩,那還是叔祖母早年親自縫制的。我只見過一件已經洗得硬板似的灰色毛線衣,領口已用布緄了邊。哪天叔祖在長袍外加上黑馬褂,戴上黑瓜皮帽,那準是要出門為人證婚或者去喪家“點主”了。衣服總是那么幾件,鞋子也就這么幾雙。傳說把他綁架走的強盜看見他的棉袍里子上打的補丁都有所感觸。叔祖有一只大圓表,系的是一條黑絲帶,只是出門時戴,說是祖姑母送的。我上大學后,每逢大考,叔祖允許我戴了它去參加考試。

  家里除了書山書海之外,只有幾個出土的泥人,沒有任何貴重的字畫等飾物。家具是五花八門的,有紅木的桌椅,也有西式沙發?,F在回想起來這些東西可能都是拍賣行里買來的舊貨??箲痖_始后搬到一所小弄堂房子去住時,叔祖站在樓下大廳中央,眼看著收舊貨的人把帶不走的桌椅等物搬上卡車,頗為感嘆。他具體的話記不得了,意思是搬走容易,買來可不容易。

  家里的書除了線裝書、中文書以外,也還有外文書。我上了中學后,在一個柜子里發現各種學科的英文書,政、經、法、文、史、哲、天文、地理各類都有,如赫胥黎的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在有些書中叔祖還加上了蠅頭小字的眉批。我在假期中曾似懂非懂地翻閱了莎翁的劇本打發時光。

  算來叔祖學習英語的時候該在100年前。我曾聽他對人說過他在刑部工作過程中,經常接觸外國打來的電報,久而久之他能理解內容。在老房子里他的臥室南墻上掛了一張他戴了遮蓋長辮子的假發、穿西裝的照片。這是他清末出國考察時照的。如果不很好地掌握說寫英語的話,哪能涉足歐美呢?柯師醫生夫婦蜜月住在我們家時,我聽見叔祖和這兩位英國人用我不懂的語言說話。他是怎么學會英語的呢?孩子是不問的,而且我心目中沒有什么是叔祖所不能做的事。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

  家人生了病,一般請西醫來治,或者送去醫院,不求中醫。但是,叔祖自己是懂中醫的,他的大孫女病危時,有一位中醫來開了處方。叔祖把抓來的藥一味又一味的核對,確認無誤才準下罐熬煎。在他被綁架期間,他為一個咳嗽不止的強盜下過處方。記得聽叔祖說過自古以來中醫除用針藥治病,還用“石”,可惜早已失傳。

  我小時候很愛聽別人家的孩子敘述他們在過年過節時如何送灶王爺、接財神等等。我們家可從來沒有過這類事。在除夕晚上,只在大飯桌上放了杯筷,點燃兩支紅蠟燭。叔祖在杯中一一斟上酒,供上飯,帶頭叩首。男女按輩份按年齡挨個跪拜,表示對祖先的懷念。吃過年夜飯后,放些花炮,就此而已。

  農歷七月三十日地藏王生日那天晚上,供彌勒佛的那個老保姆在廚房后邊地上磚縫里插滿了香。點著后,一片星星的火光,很是好看。我幫她插香,第二天早晨又去撿小竹簽。中秋晚上,她在那里點上一個香斗,供些糕點祭月。我盼著香斗快快燃燒完畢,可以拔下裝飾在斗上面紅顏綠色的紙旗子拿在手里玩耍。這些迷信事誰都不說,因為叔祖是不贊成的。后來老人去世,這些活動就停止。

  在我翻閱幸存下來的幾封叔祖寫給我父母的信中,曾見到關于喪葬的話:“我前為吾夫人(第一位叔祖母)在公墓安葬僅用石灰數擔,此不過為將來與吾合葬之時,重新起土,易于辨認起見,不然并石灰亦可不用。”(1932年5月16日)張氏本家中沒有錢為死者做墳者往往先做浮厝。叔祖買了一塊地作為張氏公墓,把他的第一位夫人移葬在那里,為眾人作薄葬的榜樣。確實本家們陸續照辦了。1934年叔祖母許夫人去世后,同樣用幾擔石灰埋在公墓。叔祖自己是火葬的。在“文革”時,我的弟弟和堂弟混在毀墳墓的紅衛兵中去公墓,把叔祖的骨灰盒挖出來帶回家掩藏在雜物堆里,事態稍平息后移到舊日張氏公墓。鄉親們記得叔祖母葬處,就在那里挖了個深洞,把骨灰盒放了進去,上面種了一棵萬年青以作標志。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那塊土地已是一個小的船碼頭。人來人往,準會改建。好在叔祖對身后事決不會在乎。

 

1949年10月5日,張祥保與張元濟先生在北京大學

 

  叔祖曾在一首詩里寫道:“昌明教育平生愿”。他曾資助過不計其數的人上學,有本族的,也有外姓的,從送上小學的到送出國留學的都有。叔祖母病故的時候,我正在住校學習。學校一個月才準假回家度個周末。直到星期六我該回家的時候,叔祖才允接我到殯儀館參加大殮。后來回到家里他看見我在哭,含淚對我說了一句話:“好好讀書”。我中學畢業時,父親表示我可以休學了。當時正值抗戰,家境不佳。但叔祖要我繼續上大學。他聽見我在電話中和同學談到進大學后選系科時提到文學,他囑咐我應學更實用些的東西,醫學、經濟等等。這也許有助于說明為什么叔祖一生中從不在詩文創作方面花費精力。他把一生獻給了實實在在的普及教育、傳播文化的事業。

  解放后不久叔祖便把海鹽虎尾浜的老宅捐贈給海鹽中學。當時他已癱瘓在床,還幾次寫信囑我讓我的繼母在捐贈書上簽名。其實,我的繼母在我父親去世后不久也已病故,只是我們沒有讓叔祖知道,以免他傷心。我用了借口說叔祖簽名代表家人已經夠了。但叔祖不以為然,最終由剛上中學的弟弟簽了名。

  我記不得叔祖對我說過什么警句、訓導。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生活中受到了委屈之后,他對我說了大意是這樣的話:“不要讓人可憐你,你的為人要使人感到本不該這樣對待你。”他給我講了曹操說的話:寧我負人,勿人負我。我應該做個和曹操截然不同的人。我回想起來叔祖的為人便是:寧人負我,勿我負人。我見到叔祖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凡事只在自己不做錯,外來毀譽可不問也,過去情形作為鏡花水月可耳。” (1934年1月11日)

  我大學畢業后,開始工作的那天,叔祖送我一首詩:“勤、慎、謙、和、忍,五字莫輕忘,持此入社會,所至逢吉祥”。(1942年11月17日)我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閱讀外文書籍,把內容摘記下來,供領導人參考,不必每天上班。那是在抗戰年月,生活艱苦,人們都兼職。我應一位老同學之邀,去中西女中兼課。過了一段,叔祖認為我花在兼課上的時間過多,為我起了一封信稿,囑我向公司要求只領取半時工作的薪金,因為我不該“尸位素餐”。

  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我到當時的北平工作。行前叔祖為我寫了好幾封信,介紹我去拜見一些親友。并告訴我如何稱呼:太老伯、太年伯、太姻伯,還是世叔。他又親自為我寫了一摞名片備用。臨行那天清晨,叔祖說他原想送我上飛機,因為夜里沒有睡好,感到不適,所以就不出門了。我開始工作后,把薪金收入交給家里,希望在艱難的戰爭歲月能貼補一點家用。后來知道叔祖為我都儲蓄起來了,我去北平的飛機票便是用這筆錢買的。

 

  到了北平后,我住在城郊,離工作所在處很遠。在我去見胡適時,他邀我暫住在他家,叔祖知道了立即回我的信說:千萬不能打攪別人。我們通信頗為頻繁,我就像在他身邊時一樣,事無大小都告訴叔祖。他則不厭其煩地及時寫信指教,事事為我操心。在我和王岷源結婚的時候,叔祖寫信給他,說我“自幼喪母,育于我家,先室視如己出,教養成人,祇以材薄能鮮,不足為君子逑也。去歲胡適之兄南來盛稱執事品學不置,并言愿為祥保執柯”。解放前夕,我惟恐南北分隔,回不了家,想去上海。叔祖來信囑我留在北京,又托當時的和談代表顏惠慶帶來信給我,說家中平安,不必擔心。

  1949年9月叔祖應邀和叔父一起來京參加開國典禮。政府支付他來京一切費用,他再三推謝。因工作人員實在無法處理此事才算罷休。在參加政協第一次會議后,他表示使他興奮的是昔日帝皇的宮殿,今天成了各階層人民聚集一堂的會場。我幾乎天天去六國飯店看叔祖。遇見過正在拜訪他的周總理、陳云等同志。隨叔祖游故宮的時候,他指給我們看他當年參加殿試時的保和殿。那時候我的大孩子剛兩個月。叔祖參觀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那天,特地到我們家來看這個小嬰兒。我們門窗外有一架紫藤花,室內較暗。叔祖為他起名為“燁”,取其明亮之意。那是一段歡慶的日子,但也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叔祖對我說姑母一家人本來不必在解放前出國的,完全可以留下。他多年來幾乎從不跟人提到女兒的事。最觸動自己的事往往是埋藏在心靈最深處的。還聽說我父親不久前病故時,叔祖有預感。一天早晨他告訴叔父說夜里夢見我父親前來向他叩頭。叔祖多日來焦慮使他夜有所夢。頃刻間便接到通知父親去世的電報。

 

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游北海。左:張元濟、中:張祥保、右:王岷源

1956年,在北大外文樓前合影。前排左起:一、李賦寧,三、楊周翰;后排左起:一、張瓏,二、張祥保,三、俞大絪,五、朱光潛

 

  叔祖從北京回到上海不久,便在商務印書館成立工會那天,在講演的時候,中風癱瘓了。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他的書桌,而是把書桌移到了床上胸前。此后我回家探望幾次,叔祖不是躺在家中便是住在醫院,我再也見不到昔日終日伏案不停工作的叔祖了。最后一次見到他,他說話已不太清楚,但關心小輩的心情一如既往。在此兩年前叔祖已停止給我寫信了。“文革”抄家盛行,我在夜里偷偷地把叔祖給我的信一一重讀之后付之一炬,因為我不愿意珍藏已久的信,特別是灌注在內的感情,遭到褻瀆。我只保留了1954年叔祖寫給我的最后一封信。

  祥保收閱,岷源均念,汝燁兄弟同此,頃接到本月十日來信知道合家安好,甚欣慰,你第二男兒要我取一名字,我想用一個“耀”字,意取光耀,將來望他聲名四達,你和岷源斟酌是否可用,高媽病了,你加忙,有幸可以支持,不要過于勞碌,是為至囑。高媽進醫院上鐳錠,費用大不大,要多少時候,可以治好,她進了醫院,你豈不更要加忙,好在燁兒白天在幼兒園,可以免于照料。第二男兒,晚上不醒,你可以多睡些時候,甚矣撫養子女之不易也。你添雇了一個倉縣鄉下人,是否天津南部之滄州,應作“滄”不做“倉”,人尚勤能否?我身體如常,夜眠亦足,胃口更好,終日只想吃,大有返老還童的樣子,天天吃兩三支蔥管糖,午餐必食肉,早餐吃一二枚雞蛋,晚飯只飲粥幾匙,也很夠了,每日飲牛奶半磅,享用很不差。此間天氣,晴少云多,雪僅飄了幾天,房間已生火,平均有六十度,很舒......

  信紙在此剪斷了。我從此再也沒有收到過叔祖片紙只字了。

  我的外祖家保存了兩封叔祖寫給我母親的信,當時母親在外祖家。這是在1918年春天:

  少奶奶收覽,今晨得廿六日來信,知途中安穩,甚慰。今日為祥寶種痘期內,望格外謹慎小心,衣宜用白布,有色者不宜,前聞西醫云,染料有毒,皮膚破裂,接觸恐致他病也。樹源昨日來信,方到后一月,遇雨,出外測量,衣帽俱濕,想亦有信詳述一切矣。寓中均好,可以勿念,堂上為我請安。

  十日后寫的一封信是:

  少奶奶收閱,得來書均悉,阿祥種痘,頃已結痂,體熱已退,聞之甚喜,只要發出,不必其過甚也,忌食可以不拘,但總以滋潤之物為宜,以其有益于乳耳。陽歷十三日準遣車至車站接候。寓中均好,可勿念,為我代問堂上雙安。

  記得我燒毀叔祖的信中有封是給燁兒的,他剛學會握筆,胡亂涂了幾個字,說是寫給太公的信,叔祖見了認真地回了信,對他說:你寫的信像是天書,看不懂。還說了些鼓勵他努力學習做個好孩子的話。叔祖看見孩子在周歲拍的照片為他寫了一首詩:

  燁燁雙眸巖下電,才看孤矢錫嘉名;

  試周知否提戈印,定卜他年宅相成。

  我的兩個孩子屬于“文革”知青,尚知偷閑好好讀書,現均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在大學里任教。做“昌明教育”的工作,能告慰太公在天之靈。

 

2014年6月18日,商務印書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總編輯、百年資源部原主任張稷對張祥保教授進行口述采訪

張祥保教授參與主編的商務印書館《大學英語》教材

 

  參加海鹽圖書館開館典禮后在上海停留期間,我幾次去探望叔父母。叔祖生前的房間在二層樓,現在是他姓人住在那里。我走向三樓叔父家的住房時,每次都要在二樓上向叔祖的房門張望。仿佛叔祖還在里面,有一種強烈的欲望,想推門進去,和以前一樣告訴他:我回來了。但心中又充滿了疑懼,如果我推門進去,會不會叔祖仍舊坐在書桌邊回過頭來看我,聽我說些什么?我最想告訴叔祖的是他的宿愿——也是他好久好久以前曾向有權人士建議過的:溝通南北,開發海南,現在都已實現了。京廣線早已通車,海南正在發展。我似乎又看見他微笑的面容。他曾經在詩中寫過“泉臺仍盼好音傳”。但是,叔祖“愿留老眼覘新國”,這已永遠不可能了。

文中部分圖片選自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的《水流云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增訂版)




  張祥保,張元濟侄孫女,生于1917年。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畢業。曾在上海中西女校任教,后為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曾參加編寫或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語》、《大學基礎英語》、《大學英語》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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